原文来源：Deutsches Jugendinstitut
原文作者：Christina Boll
翻译：孙嘉琪 张娜
校译：张世胜、周艾黎
2022年2月6日
女性回归旧角色？
自新冠疫情流行以来，性别平等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是母亲们正在退出职场。但在某些条件下，女性甚至可以变得更强大，从而走出危机。新冠危机与之前的危机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实际上要大得多。一方面，这种影响源于各行业的不同情况。在2008和2009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中，主要是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岗位流失。但这次，社交限制主要使服务业（例如零售和餐饮行业）受到冲击，在这个行业中工作的女性特别多。由于自身受到失业或短期工作的影响，她们不太可能承担所谓的“附加劳动力”角色，补偿部分因伴侣失业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和日托所关闭，父母必须在好几个月里独自照顾孩子和进行家教，而女性主要承担了这些任务。因此，在职场和家庭中，女性角色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疫情同时对供给和需求产生了冲击，失业和短期工作意义上的需求冲击被供应方冲击所放大，因为如果雇员有孩子需要照顾，他们的劳动力供应就会减少。德国经济研究所（IW 2020）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是突破还是变革？抑或兼而有之？”的专家报告。这份报告探讨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是否会在危机后回归旧模式，还是会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问题。性别关系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新冠疫情过后，社会会恢复原状吗？以前平等相处的夫妻是否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后退一步（关键词：“再度传统化”）？或者，这场危机能否促进结构性变革，从而使男女在工作和家庭方面更加平等？
结构性不平等影响许多夫妻的决定
多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职场中的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社会规范以及由政治决定的基础结构和货币激励机制像透过放大镜一样聚焦到了“家庭事务微观世界”中，影响着个人决策的发挥空间。其中一个不平等的现象是，尽管女性就业率长期以来呈上升趋势，自2000年以来已从 61.8%（2002年）增长到 76.6%（2019 年），但最终与男性就业率的差距还有9个百分点。此外，在 2019 年，近二分之一女性（47.1%）都从事的是兼职工作，但同时只有十分之一（9.5%）的男性从事兼职工作。尽管经常有一些有关男女平等的倡议或关于理想工作时间的要求，两性之间的平等还是遥遥无期。男性养家模式在德国仍然是常态。
来源：欧洲劳动力调查（EU-LFS）
就业率计算的是居民中的就业者的部分，
兼职率计算的是所有就业者中的兼职者。
近二分之一的女性
在德国只做兼职
女性每小时的收入仍比男性低五分之一左右。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没有消除的工资差距为20%，与2006年相比下降了2.7个百分点。如果德国继续保持这种趋同速度，则还需要96年才能平衡男女工资的差距。同时，同工不同酬是阻碍女性全面就业的中心因素。对夫妻共同报税、配偶或合法伴侣的非缴费保险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此外，托儿所供不应求。根据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 (BMFSFJ) 的数据，得不到满足的托儿需求中，三岁以下儿童占15.1%。托儿需求为49.4%，而儿童保育率仅为34.3%（BMFSFJ 2020），此数据基于德国青年研究所 (DJI) 2019 年的儿童保育研究 (KiBS)。这是构成父母就业决策和家务分工的背景因素。父母早已对这些结构性框架条件做出反应：根据2012和2013年的调查，母亲每天花在家务和看护工作上的时间比父亲多2小时45分钟；相比之下，父亲们在工作方面花费时间领先近三个小时。这项基于社会经济调查 (SOEP) 数据的分析表明，在新冠危机开始之前，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在父亲全职和母亲兼职工作的家庭中，在2018年工作日母亲平均每天花费5.2小时照顾孩子, 父亲花费的时间为1.9小时。如果夫妻双方全职工作，母亲花费3.7小时照顾孩子，父亲仅花费2.5小时，二者相差1.2个小时，在家务方面情况类似。
2020 年女性被迫
回归家庭和育儿
性别的差异在新冠背景下仍然存在。在德国新冠疫情期间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自2020年3月以来，为了照顾孩子，母亲的工作比父亲更受限。因此，母亲们在家办公时，照顾孩子的时间比父亲们多1.2小时。尽管父亲们对家务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例如，2020年4月的曼海姆新冠研究表明，无论她们在事业上有何资质，母亲仍然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角色。尤其是女性学者指出，在新冠危机期间，她们的育儿负担增加了。德国就业研究所（IAB) 的“新冠时代的生活和就业”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分居的父母以及管理层的女性如何应对新挑战是德国青年研究所在质性调研“新冠疫情期间的父母”中研究的问题。
女性职业可能长期受到影响
这也意味着，中等工龄的母亲们因家庭停止过工作，现在真正想要再次开始自己的事业，但是却再次被迫回归家庭，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意料之外的。随着新冠期间紧急状态时间的延长，晋升机会没能利用上，就可能会失去，而且永远无法挽回。未来，这些女性可能会在两个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经济和就业的崩溃，她们不仅会像男性一样经历暂时失业，还要承担性别角色所决定的育儿分工，较慢地返回工作岗位，在这一点上女性是不同于男性的。在微观层面做出的决定会反作用于宏观层面，不平等的现象将会变本加厉。夫妻双方谁留在家里优先照顾孩子的决定不仅仅取决于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夫妻双方收入的比例、时间预算之间的比例以及他们对角色的理解。在疫情期间，各种职业的系统相关性或居家办公的可能性等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已成为核心杠杆。他们决定了工作的稳定性、自由（家庭）时间和收入——但也决定了幼儿园和学校紧急看护的权限。对父母职业因素分配的实证分析，结合危机前这些夫妇的初始情况，表明在封锁期间，大约7%至8%的夫妇中的父亲在育儿方面的份额明显增加。同时父亲在家庭办公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中11.4%是管理人员。
居家办公让男性更接近家庭事务
只在不到10%的夫妇中，父亲的育儿工作有所增加，这个份额乍一看有些少，但仍然有两个积极因素。一方面，这些父亲作为“积极的榜样”，可以在他们的公司中传播他们无偿的育儿工作经验，从而推动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引发的数字化趋势可能会使不受场地限制的学习和工作需求不断增加。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关键词：“宽带网络扩张”）在整个德国进行，这可能进一步使线下办公的习惯弱化。母亲以及积极投身家庭的新手父亲的职业应该会从中受益。这种职业偏好的变化在疫情期间促进了技术进步。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新冠疫情使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如果男性越来越多地提出一致性要求，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灵活性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在危机过程中因势而生的现象能否固定下来。无论如何，性别不公的恶性循环有可能被打破，也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
原文网址：https://www.dji.de/themen/corona/zurueck-in-alte-geschlechterroll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