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东洋经济ONLINE
译者：和阳
校译：杨晓钟
2022年8月26日
第二届安倍政府历时7年零8个月，其政策的重点就是”安倍经济学“。对于该政策的评价，以及岸田政府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报专访了熊谷亮丸，他目前担任大和总研的副理事长及日本内阁官房参事，负责经济和金融领域。
自民党重掌政权前夕，正在发表众议院竞选公约的安倍晋三，宣布安倍经济学为其政策支柱。（2012 年11月12日）（照片：尾形文繁）
“安倍经济学”在2012年安倍晋三一上台时就开始施行，您对它作何评价？
总体而言，它把日本经济从通货紧缩的悬崖边拉了回来，实现了二战后第二长周期的经济景气，这一点值得肯定。
而“三支箭”（译者注：“安倍经济学”提出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也是国际上标准的政策体系。其中，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促进了日元贬值，企业收益因此创下历史新高，股价也一并上涨。同时，充分就业也得以实现，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2013年4月，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任时推出的“量化加质化货币宽松”政策获得了广泛关注。除金融政策之外，政府还实施了许多其他盘活经济的措施。
其中，于2018年12月生效的TPP11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间全面、先进的协议），进一步推进了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在旅游强国的相关行动、纲领的刺激下，海外入境日本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从2012年的836 万人次暴涨至2019年的3188万人次。同时，除了减免企业所得税及改革公司治理外，针对民生推行的免费婴幼儿托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收获了成效。从整体上扭转了通货紧缩的局面。
过分侧重金融政策的弊端
另一方面，“安倍经济学”的遗留问题又有哪些呢？
生产率和国民收入都没能达到预期的提升效果。虽然政府进行了供给侧改革，但没能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引入量化加质化货币宽松政策之前，日本内阁府推算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0.9%，但现在停留在了0.6%。
再说到“三支箭”，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过分重视了作为第一支箭的金融政策。虽然经济在一系列强心针的作用下有所好转，却没能步入可持续增长的正轨，这是因为第三支箭——民间投资成长战略的实施不够到位。刚才我具体讲了一些好的政策，但是在农业、医疗、护理、劳动等基础领域，改革并不彻底。
至于第二支箭——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也似乎因为个人编号卡（译者注：社会功能类似于我国的身份证，但并非强制办理）不够普及，没能打造一个适用于数字时代、覆盖全民的安全网。救助金是否一一到达了真正需要帮扶的人手中，这一点无从确认，也意味着这是一项未考虑性价比的财政支出。
财政的健全化也没能实现。
2014年，政府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8%，到2019年，又从8%提高到了10%，可以说是创造了稳定的财政来源，但考虑到这是涉及全部社会保障、面向社会各年龄层的改革，该尝试是幼稚的。
因此，年轻人和育儿阶层都对未来感到担忧，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同时，由于社会保险费用负担的加重，导致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停滞不前，从而陷入了消费低迷的恶性循环。
出炉的政策也给人频繁变更的印象。
每一条出台的政策都是至关重要，但最终却没能稳扎稳打地一件件落实。
具体地说，自2012年以来，政府相继提出了“三支箭”“区域振兴”“推进女性就业”“新三支箭”“全民总动员”“劳动方式改革”“人力资源革命”等一系列新提案，但很多都是半途而废。
陷入“无误圈套”的日本央行
说回金融缓和，日本央行在2013 年 1 月设定的2%的物价稳定目标至今还没实现。对此您怎么看？
日本央行确实失算了。
金融缓和虽然增加了货币数量，但量化的效果却是暂时的。在接下来的2016年1月，央行又导入了“负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
日本央行至今仍在持续控制着收益率曲线。摄于2016年9月（摄影：今井光一）
然而，负利率政策对金融机构经营产生的影响比预期中大，在2016年9月，央行制定了控制收益率曲线的目标，用来引导市场中长期利率，并由此开始导入购买国债的政策。
即便如此，物价是具有适应性的，并且是由历史驱动的。虽然政府创造了一个不通缩的局面，但通胀稳定在2%的目标还未达成。
这背后，可能是央行太拘泥于“零无误”了。量化宽松的效果是暂时的、负利率是有副作用的。可当央行面对这些“骨感的事实”时，却没能暂时摒弃旧政策，推陈出新，从头再来。
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正如“四维货币政策”表述的一样，“安倍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数量与质量、短期负利率与长期负利率之间相互掣肘的复杂难解的形式。要平衡各方利益，难度简直堪比高空走钢丝。
同时，还须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正在尽其所能地调度，但政府本应在他射出第一、第二支箭的间隙，制定出作为第三支箭的民间投资成长战略。
“孤军奋战”的黑田行长之所以看上去处境艰难，是因为外界对金融政策的期待相对过高、金融负担相对过重。
同时，利率预警机制的失灵，将会导致财政制度的反应迟钝。迄今为止，由于储蓄过剩，日本一直是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因此容易发生日元升值。这将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也使利率可维持在低位，财政勉强能够得以为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温水煮青蛙”模式。
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将被耗尽，经常账户盈余将大幅减少或陷入赤字。如此一来，就存在日元贬值失控的风险。由此可能导致进口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和滞胀的恶性循环。
问题在于，当经济陷入这样糟糕的恶性循环时，日本政府和央行都束手无策。
当货币升值时，可以通过印钞来抑制，但当货币贬值时，外汇干预是有限的，就像英格兰银行曾在英镑危机中被乔治·索罗斯击败一样。
日本央行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来提供货币，这意味着债务将不断短期化。因此，当短期利率上升时，央行的支付利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所以，就算日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加剧，利率也无法得到提高。而如果选择加息，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这或导致日元进一步被抛售。
熊谷亮丸 / 1989 年入职日本兴业银行（现瑞穗银行）。在担任银行调查部首席经济师等职务后，于2007年加入大和总研公司。2021年起，出任公司副理事长兼专务董事调查部本部长。2020年10月开始担任日本内阁官房参事（经济和财政）。历任政府税制调查会、内阁官房、内阁府、财务省、总务省、金融厅等各类公职（照片由本人提供）
难以达成2%的物价稳定目标
黑田行长将于2023年4月卸任。您希望继任行长能有何作为？
虽然政府会暂时坚持推行金融缓和政策，但难以实现将日本的物价稳定在2%的目标。
因此，就需要摸索退出策略。比如：把物价上涨指数稳定在1%，令民众能够接受。而在制定这些规则以及明确退出策略时，政府需要正确射出作为第三支箭的民间投资增长战略，为其成长助力。
但是，现在日本的供需差额预计约为16兆日元，因此，即使物价涨幅超过2%，也会很快回落。目前很难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并且，如果央行事先预告了其退出策略，投资家就可能利用时间差迫使央行无限量地购买国债，所以银行只能搞“突然袭击”。
至于退出策略的具体内容，短期利率是会上调的，但同时需要发布前瞻性指引，说明不会立即再次加息。此外，央行还应承诺购入数十兆日元的国债，以防国债暴跌。
需要将上述做法三位一体地执行，同时再谨慎地推进退出策略。应当说，能够把控好央行这艘巨轮的平衡——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同时，摸索未来退出策略的人，将会是下任行长的合适人选。
您自菅义伟政府开始出任内阁官房参事一职，都提出过哪些建议呢？
我身为国家公务员，有义务保守国家机密，不能畅所欲言。但在菅义伟政权诞生后，我曾向政府提议，应积极主动地推进“碳中和”。具体措施包括设立2万亿日元的绿色基金，以及制定帮扶贫困家庭的详细政策等。
今年5月，岸田首相在英国演说时，提出了“Invest In Kishida”（向岸田投资）的口号。这是出乎外界意料的。因为，当时金融市场都猜测岸田首相对股市并不感兴趣。市场对岸田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的期待是什么呢？
这句口号给外界以岸田政府时刻密切关注着股市的印象，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为首相的发言非常好，他有必要澄清市场对他只重视分配政策的误解。作为内阁官房参事，我曾经谈到过市场对岸田政府经济政策的看法。
日本经济面临的“五大症结”
您如何看待岸田首相提出的“新资本主义”？
总体来看，我认为它为日本社会开出了正确的处方。但是，能否一件一件付诸实践会是今后的问题所在。
我从过去就一直提到，日本经济当中有五大资金滞结。
一是增长乏力。2000财年～2019财年，日本企业的收入增长了1.5 倍，而美国则增长了2倍。
二是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收入外流。
三是社保成本膨胀导致的国民可支配收入无明显增长。2000财年～2019财年，日本的个人收入增长了10.4%，但可支配收入却仅增长了2.4%。政府必须合理化社会保障制度。
四是基于上述第三点，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年轻人中的储蓄率很高，导致消费低迷。
五是企业内资金滞留的问题。企业的设备投资都在海外进行而非国内。分红肯定在增加，但它们主要是由企业获得，个人鲜少分到。公司分得的红利是个人的3.8倍之多。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不患寡而患不均，政府需要打造一个“全民持（少量）股”的局面，助力个人资产收益。
针对前两点，政府在数字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的投资很明确，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我们还可以期待扶持创业政策的出台。
此外，为了推动改革创新，高校和企业当中，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例如，除了从国外引进高技能人才外，通过推广全球金融城市的构想，让日本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也很重要。再者，还应在农业、医疗、护理和劳动力市场等领域实行改革，促进企业的新陈代谢，实现零失业的劳动力流动。
至于第三、四点，政府应加强对人力资源、继续教育的投资，提高非正式员工的薪酬。同时，强化公正交易委员会对市场的监督，规范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但需强调的是，应先进行“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改革”，否则就不会有“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改革“的一大支柱是医疗供给制度的改革，要推进地方医疗构想和家庭医生制度化。
五是实施管制改革。以及促进向人力资源、无形资产的投资。其次，要实现上述普惠金融，一种可行的方法是以”折扣价“将央行持有的ETF转让给国民。香港政府曾在1999年实施了这样的政策。例如，可以考虑对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进行优惠分配等政策，以此作为“向岸田投资的蓝图”。
蓝图既然描绘好了，如何落实到位就很重要了。
如果财政预算过多，经济的新陈代谢就会停滞不前。新冠疫情影响下，政府使用了大量的就业调整补贴，但这将为生产力低下或发展停滞的企业提供就业温床。
理想的情况是，整个社会实现零失业的劳动力流动，人尽其才，资金与人力都能自然地流向朝阳行业。这也将有助于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率。反思“安倍经济学”可知，过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会阻碍资源的适当配置，对振兴日本经济造成障碍。希望政府能够汲取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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