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东洋经济ONLINE
日期：2023年8月18日
作者：荒川和久
翻译：任雨晨
审校：杨晓钟
日本的少子化进程难以阻挡。激化未婚化·不婚化的主要原因究竟是？（照片：mits/PIXTA）
日本少子化的原因，并不是已经结婚的夫妇不生（或不能生）孩子，而是结婚人数的减少，这一点正如我在本连载中多次提到的（参考：《为何有关少子化的讨论缺乏“结婚减少·母亲减少”的观点》），毋庸置疑，加重年轻人未婚化、不婚化的主要原因正是经济环境的长期停滞。
过去虽也有“越穷越生”的说法，但现在已经变成“不富裕就无法结婚生子”的时代了。国民生活基础调查中“有儿童的家庭”的年收入分布的差距如实反映了这一点。这里所说的儿童是指未满18岁的孩子。
中产阶层逐渐无法结婚生育
下面的图表是2000年和2022年“有儿童的家庭”的不同年收入阶层家庭数量的对比。正如大家所知，有儿童的家庭的绝对数量在减少，但是从图表可以看出，只有家庭年收入在90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的数量完全没有减少。
减少的是低于这个年收入的家庭数，特别是家庭年收入在300万～600万日元左右的中产阶层家庭“变得没有孩子了”。也就是说，日本的婚姻减少、新生儿数减少，是中产阶级无法结婚、无法生育造成的。
在关于年轻人未婚化的话题中，经常被提及的是“由于非正式雇佣的增加而无法结婚”，确实，对于处于从泡沫经济破灭到2000年代的就业冰河期的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可否认现如今的情况是，2000年代时2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强地以非正式就业为生，一晃20年过去了，等回过神来，他们已经过了终身未婚对象年龄的45岁。
但是，减少非正式雇佣、增加正式雇佣的话就能解决问题吗？其实也不然。
虽然新闻等中说至今“非正式雇佣仍占4成”，但那是男女全体年龄的总数，绝不是现在正在工作、且处于结婚适龄期的年轻人的非正式员工率。
根据2022年的劳动力调查，可知25～34岁的年轻人中男性的非正式雇佣率为14.3%，女性为31.4%。因为劳动力调查的对象中不包含未婚人口这个类别，所以这是占包括已婚人口在内的总数的比例的数字。当然，男性14.3%的比例也绝不算低。20世纪80年代男性的非正式雇佣率是3%左右，与此相比，2022年该比例确实增加了近5倍。
1990年和2020年对比来看，2020年男性的非正式雇佣率约为1990年的5倍，男性的终身未婚率从5.6%上涨到28.3%，增长了5倍以上，将这两个情况对照来看的话，我们或许会认为非正式雇佣率的增加和未婚率的上涨有直接关系。但是，终身未婚率原本是指45～54岁人的未婚率，而不是年轻人的未婚率。
男女初婚年龄的中位数均为20～29岁
因为大众总说“晚婚化”，所以存在误解。根据人口动态调查，2021年男性初婚年龄的中位数为29.5岁，女性为28.5岁。实际上，无论是男是女，半数以上都在20多岁的时候初婚。
日本的新生儿中有9成都是由39岁及以下的女性生产的。在考虑结婚人数减少和新生儿数减少的问题时，20～30岁的年轻人所处的状况决定了将来，所以这是“年轻人的问题”。
基于就业结构基本调查，将最新2022年同2007年的数据按年龄进行比较，结果如下图所示。该图展示了未婚·已婚、正式·非正式的人口占全体就业者的比例的增减。
根据上图，在25～54岁的整个年龄段中，非正式雇员中的未婚人口的比例确实增加了2～4%左右，但比这个涨幅更大的是正式雇员中的未婚人口比例。特别是终身未婚对象年龄45～54岁和初婚年龄中位数的25～29岁的人中，正式雇员的未婚构成比增加了近8%。合起来，正式雇员中的已婚人口的构成比例在整个年龄层都有所下降。
也就是说，虽然非正式雇员中未婚人口的比例多少都有所增加，但原本应该有最多人结婚的年轻人中即使是正式雇员也一直未婚的人的比例也在上升。特别是25-29岁的非正式雇佣率于2014年达到顶峰19.6%之后，逐年下降。
这本来就是因为该年龄层的绝对人口在不断减少，所以招聘率才得以改善，但是自从2015年正式雇佣的比例提高以后，未婚化和结婚人数也在持续减少。单从这个事实来看，并不是说“如果减少非正式雇佣、增加正式员工的话，年轻人的经济环境就会得以改善”。
本来也并不是所有的正式雇员都是高年薪。能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大企业就职的年轻人，从工作的第一年开始，年收入就最少也能轻松超过300万日元吧。
但是，在地方的中小企业就职的话，即使过了30岁，年收入也达不到300万日元的情况也是有的。简言之，即便都是正式雇员，所在企业的规模、所处地域、职业种类不同，其工资待遇也天差地别。
能得到理想年收入的阶层只有一小部分
顺便一提，从全国范围来看，25～34岁的未婚和已婚加起来的男性整体中，即使是正式雇员，也有19%的人年收入达不到300万日元。未达到400万日元的则占46%。总而言之，即使是正式雇员，也只有一部分人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年收入，而在讨论雇佣形态等问题之前，整体年收入并未上涨这一事实更加严峻。
男性的话，年收入与未婚率之间尤有很大的关系：年收入越低就越结不了婚。下图是根据就业结构基本调查，将2007年和2022年这两年中，正式和非正式员工中25～34岁的各收入水平的男性的未婚率对比。
正如上图所示，相较于正式雇员，非正式雇员的未婚率更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正式员工中，各年收入区间的未婚率也在上升。
特别是2007年，明明25～34岁的男性中，只要年收入超过了400万日元，有一半以上都结婚了，但是到了2022年，将未婚率截止到50%的却是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上的人群，相较于15年前，结婚的门槛提高了100万日元左右。本来年收入就没有上涨，适婚年收入标准却还在不断提高。
其原因是到手金额的减少。因为即使票面上的年收入提高了，由于税金和社会保险费等的逐渐上涨，最终到手的钱反而减少了，这20年里该状况一直持续着。
而且，新冠疫情之后，物价也在上涨。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明明工资都上涨了，为什么每年生活都还很困难呢？”吧。
看婚姻数和新生儿数，以及其同财务省公布的国民负担率的长期变化之间的关联的话，会发现其之间有惊人的强负相关。为了便于比较，以1995年为1作历年趋势图。
结婚数和新生儿数相较于1995年均减少了约40%。与之相对的，国民负担率的增长将比1995年增加约40%。以2003年左右为起点将结婚数和新生儿数结合起来看的话，会发现呈现出的折线图简直就是财务省经常使用的“鳄鱼之口”的形状。
“结婚冰河期”到来？
即使是常雇员工的平均收入，也难以达到1995年的水平。当然，在个人层面上，可能每年的工资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上涨。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和消费税也都在上涨。国民负担率上涨的部分超过工资上涨的额度，最终到手的纯收入反而减少了的人也很多吧。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2000年代的就业冰河期就是导致现在未婚化和婚姻减少的主要原因。与那个时代不同，现在由于年轻人数量减少导致人手不足，雇佣本身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即使是正式雇员却也达不到令人满意的年收入，再加上，现状是票面上的工资虽然增加了，但到手的实际金额却减少了，生活比过去更加艰难。同样是正式雇佣，现今已是65岁以上的全员结婚的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的国民负担与现在的截然不同。
正式雇员中的未婚人口增加是因为有这样的“年轻人的经济环境问题”。如果就这样放任“少子化的鳄鱼之口”不管的话，可能会创造出给未来留下祸根的新的“结婚冰河期”。
不仅是年轻人结婚人数的减少，很多年轻人和孩子对未来失去了梦想和希望，甚至有走向选择不结婚和不生育的缓慢灭亡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