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Univisity World News
原文作者：Craig Whitsed and Brad Gobby
日期：2023年1月2日
译者：徐 萌
审校：兰元元
十年来，澳大利亚保守党政府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和缩减教育投资，致使教学人员普遍面临工作环境质量下降以及报酬缩水的局面。
一项以教学人员为对象的调查指出，他们一直面临着长期临时雇用不被转正、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工作不稳定以及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
虽然四十年的改革已经在科研创新、学校排名和学生入学率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推行大学企业化模式运作使其经费紧缺，改善工作环境的预算缩减，只能高度依赖吸引国际学生来缓解这一困境。
在澳大利亚，作为工作场所和学术劳动场所的大学，在教育市场化的驱使下，目前正经历着组织结构上的文化重组。
新冠疫情使国际学生入学率暴跌，各大学不得不想方设法填补财政出现的紧急大缺口。同时疫情使1万7千多名公立大学员工失业，许多国际学生也面临着待业问题，但保守党政府并未给予任何财政支持，这使得各大学的情况雪上加霜。
此外，保守党政府推出的“毕业生就业就绪”(Job Ready)一揽子计划改变了对学生学位的资助，并提高了一些学科（如人文学科）的费用，促使学生流向易就业的学科。全国高等教育联盟(NTEU)主席艾莉森·巴恩斯(Alison Barnes)指出，该方案最终将使整体教育经费再缩减9.3%，而这一资金缺口又将由大学承担。
但仍有乐观派观点认为，2022年安东尼·阿尔巴内塞(Anthony Albanese)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将整改教育政策，重视大学对国家公民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贡献。
大学或将迎来美好未来?
阿尔巴内塞政府会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带来美好前景吗?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向谁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感到很矛盾。
作为两名在澳大利亚一所资源丰富的世界一流大学工作的学者，我们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的大学其实也在这十年受到了教育改革的极大影响。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一样，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组织性变革，见证了为学术和财政的合理化而进行的改革，也看到很多同事和朋友因此而辞职或失业。
谈到未来，一方面，我们乐观、充满希望，期待新任命的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带领教育部整顿高等教育现状。另一方面，我们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界工作了20年，又深知现实是不容许我们太过乐观的。
劳资关系——前景尚晦暗
2021年，凯伦·麦克雷戈(Karen MacGregor)在《大学世界新闻》上报道称，从2020年到2021年，有超过4万个临时和长期学术工作岗位流失。而疫情下实行边境封锁和隔离政策时，政府推出了留职补贴计划(JobKeeper wage subsidy programme)，预计拨款1300亿澳元来保住600万个工作岗位，但据凯伦观察，保守派政府“武断地将大学排除在留职补贴计划之外，使学术工作岗位流失更严重”。
大学与员工之间，同时也与全国高等教育联盟之间进行了协商，希望通过“暂时性”降薪15%来保住各工作岗位。目前，全国各大学（包括我们所在的大学在内）都正在为达成此协议而进行协商。
全国高等教育联盟正在向大学争取提高员工薪酬、优化工作环境、科学化工作量、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提供具有更高包容性的职场以及要求其承诺公正对待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员工。
大学教职工一直遭受薪资剥削，全国高等教育联盟因此与大学进一步谈判，要求公正化薪资报酬，解决酬不抵劳以及系统性薪资盗窃问题。据《时代报》报道，仅墨尔本大学就向酬不抵劳的员工偿还了2200万澳元，而在过去两年，因薪资盗窃接受调查的大学共有21所。
大学与高等教育联盟之间的谈判目前陷入了持久战。各大学不愿接受集体协议，拒绝提高薪资、降低工作量或转正临时工，因此大学教职工对大学管理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全行业范围的行动随时可能爆发。
大学协议
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于2022年11月16日公开发表了“大学协议”，并称其是一个“为澳大利亚大学和高等教育界做出前瞻性规划的机会”。
克莱尔承诺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拨款270万澳元推行“大学协议”，推行过程中将在玛丽·奥凯恩(Mary O 'Kane AC)教授领导下对高等教育进行一场为期一年的全面评估。
澳大利亚大学协会称“大学协议”是“近20年来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最重要的机会……也是重置我们与政府关系的一个契机”。
克莱尔在布拉德利演说中宣称该协议“将把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都纳入考虑，包括资金的筹集、教育可获得性、教育可负担性、信息透明度、管理制度、就业情况、以及如何使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相结合并协调发展”。
该协议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为来自社会劣势群体的学生增加2万个高等教育学位名额，包括来自低收入社会群体、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残障人士以及特定区域和偏远地区的学生。阿尔巴内塞政府还将审查高等教育资金，以及自由党政府2020年推出的“待业毕业生补贴”政策。
11月16日，露西·卡罗尔(Lucy Carrol)和亚当·凯里(Adam Carey)等人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刊文称这是“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界最大的一次全面整改”。而此次改革的最终报告将于2023年12月完成并提交给克莱尔。
但究竟这场改革能否坚持到底并使高等教育界从业者受益，其结果仍有待观察。
变革就会变得更好吗？
“大学协议”承诺为来自贫困家庭和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惠益政策，这项政策将为那些上大学存在困难的学生扫除障碍，普惠性高，预计会带来很大积极影响。
新政府上台会对高等教育劳资关系局势产生何影响尚不可知，但新政府若增加教育经费拨款或停止对人文学科的舆论抨击，高等教育界必然欢迎。
政府已经将高等教育改革提上议程，以期带来真正而持久的整改，但结果究竟如何，还是要看劳资关系是否改善、高等教育教职工的薪资是否提高、工作环境是否优化，毕竟他们是2万名新增学生的教学者，所以我们还要再等等看。
从我们作为大学学者的角度来看，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和大学的持续企业化使我们不愿过分乐观，但我们仍然怀抱希望。
【作者简介】
克雷格·惠特塞德(Craig Whitsed)是西澳大利亚珀斯科廷大学学院的副教授，布拉德·戈比(Brad Gobby)是一名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