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汉堡大学和平和安全政策研究所
原文作者：Holger Marck
翻译：李熠莘、赵颖怡
校译：张世胜、周艾黎
社交媒体导致社会进一步对立，因此越发受到批评。面对这样一种趋势，公民社会通过网络舆论对其进行反制的作用有限，这一点越发明显。同时，科技企业通过自我管理来封杀极端言论存在空间的效果不佳，政界也对此失去了耐心。那么，政府该如何对社交媒体进行管理呢？
1.有效的干预措施将限制个人不经筛查就可向公众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一点不可避免。
2.这种新产生的向公众表达意见的自由与言论自由必须分开，不应受到侵犯是后者而非前者。
3.为了捍卫民主的规范，平台必须对内容集中负责。
4.为了保护社会的开放，建立公共社交媒体平台也是选择之一。
在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对立对民主社会中社交媒体存在的意义从原则上提出了质疑。社交媒体尤其能够塑造公众，并决定何种信息以何种方式影响他们。如果社交媒体符合“促进理解”的规则，那么它将会为社会带来福祉，反之则会造成伤害。
提醒各位：大众传媒、广播和电视的出现对于政治讨论来说意义重大。这些新的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对世界的认识，也给了极端主义分子蛊惑人心的新方式。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国民收音机”，它曾是纳粹操纵民众的工具。这样看来，传统媒体还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民主必须将之驯服。新闻法、记者职业规范和道德规范限制了知识的产生。公共广播的建立也可以被视为建立与民主话语相兼容的媒体生态所做的努力之一。大众传媒的传统技术也要受到全面管理——这已是理所当然，甚至于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
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许多之前应用在媒体管理中的原则也面临着挑战。2019年，喜剧演员萨莎·拜伦·科恩在反诽谤联盟（ADL）发表了演讲，受到广泛关注。他说：“现在的人们经常混淆‘言论自由’和‘接触自由’。”除了言论自由之外，还有一个概念是许多人一时是叫不上名字的，即向公众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也就是说，人的思想不仅要免受压制，还要能够得到表达。实际上，这正是社交媒体的作用：塑造群众，发布内容。现在只有创作者本人能决定任何要发布的内容，而科技企业只能通过回溯才能发现和过滤最严重的违规行为。记者玛格丽特·吕能伯格（Margreth Lünenborg）将这种行为称为“后编辑原则”，正是它为极端主义言论与阴谋论大开方便之门。
平台集中对内容负责
很明显，向公众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一新概念与大众传媒固有的原则产生了冲突。哪怕传播的内容对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媒介”仍然可以对此几乎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传统媒体当中，简直可以说是荒谬至极。在政治讨论中，这一观点已渐渐得到接受。如果《网络执行法案》所定义的科技企业按照义务加强对仇恨与诋毁言论的打击力度，那么疫情之下的决策者同样会采取行动进一步压缩假新闻与阴谋论的生存空间。因此，欧盟委员会目前也在制定一项数字法案，旨在强化对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的管控。这样，目前社交媒体上由用户共同对内容的负责将进一步集中到平台上。
即便审查制度常遭诟病，平台集中对内容负责这一举措仍值得考虑。为什么大众传媒的规则所代表的集体利益，还不如一个可以随意影响大众的个人的利益重要呢？右翼极端分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野心家可以出于操纵人心的需要，通过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获得极大的活动空间。因此，不一定要把科技企业当作编辑部，从最高的位面进行集中，也可以考虑在“中间层”进行集中，按照所有权对社交媒体进行私营和官方的区别，以及按照信息的性质将其区分为独家消息与一般消息。至少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将社交媒体当作大众传媒运作的企业，也应对其适用传统媒体遵循的原则。否则，这些原则在中期内就会彻底失效。
反垄断和社会化
对社交媒体进行管控合情合理，因为它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具有垄断地位，这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科技企业还掌控着对民主话语至关重要的技术，但政府却很难以将其界定为垄断，因为这种地位与传统的垄断定义不同，它不是通过建立垄断组织形成的，而是由用户的市场选择“天然”形成的。这时，责任的集中就会发挥调节和规范的作用，为了切实筛选内容，平台运营者就必须确定理想的内容及其用户。类似的，各家报纸、出版社与传媒公司的编辑理念与世界观是不一样的，这样不同的平台就能提供细分市场的内容产出。
另一个选择是将社交媒体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将其变为公共服务。社交媒体使用的技术，已经大部分成为了基本供给，因此这一构想也并非离经叛道。对于具有公共产品特征的天然垄断企业，社会化——即将其转化为公有财产——是有效手段。建立公共广播的基本理念是，充满活力的民主需要一个在政治与经济上保持独立的媒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民主机构管理的社交媒体也可视为公共基础设施，其运作方式也必须促进有教育和文化意义的内容的产生。无论是采纳部分数字领域专家的建议实行国有化，还是按照公共广播的模式建立社交平台，具体措施仍有待观察。但是任何情况下，它就像对社交媒体的管控一样，都代表着民主化，因为这样民主社会就重掌了科技的控制权——那些科技足以决定它的未来。
作者、研究所以及项目简介
霍尔格·马尔克斯（Holger Marcks）是汉堡大学和平研究和安全政策研究所的非常驻成员。从2018年到2020年，他作为潘多拉（PANDORA）项目的研究助理进行了研究。
汉堡大学和平研究和安全政策研究所（IFSH）主要研究德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条件。该研究所独立自主地进行研究，并得到自由汉萨同盟的资助。
本研究是“潘多拉——虚拟与现实世界中的宣传、动员、与激进的暴力：围绕难民的争论的起源、发展及其对策”这一课题的成果之一，发表在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公民安全”项目下的“公民安全——对抗恐怖主义的各方面及对策”一文中。
原文网址
https://doi.org/10.25592/ifsh-policy-brief-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