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校长是大学行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对高校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对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有一定的预测性。基于陕西高校校长数据库，对陕西高校校长的群体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群体特征：人口统计学方面，陕西高校校长大部分为陕西汉族男性，平均年龄为57.2岁；教育背景方面，陕西高校校长学历背景大部分为理工类院校毕业，且校长的最高学历层次分布结构与院校层次有着明显的关联性；职业背景方面，校长选拨多“近亲繁殖”，大多校长只有教育系统的工作经历，且校长任期较短。在校长的成长路径方面，校长的任职年龄普遍大于45岁，大多数校长的博士学位是在由副处向正处晋升的过程中取得的。基于此，广开陕西高校校长的来源渠道、提高校长队伍的人文素养、拓宽校长的国际视野、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是当前加强陕西高校校长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陕西高校校长；群体特征；成长路径
【作者简介】冯东（1979-），男，汉族，陕西榆林子洲人，博士研究生，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教育政策研究；史欣然（1994-），女，汉族，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学校发展方向研究；李慧心（1994-），女，汉族，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多维视角下的陕西省属高校校长群体特征与成长轨迹比较研究”（项目号：SGH21Y0107）阶段性成果。
导言
为严格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中关于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的要求，教育部于2011年以两所高校为试点进行校长公开选拔工作，并于2012年底又启动了三所高校校长的公开选拔工作。现实高校校长个体产生方式的改革必然催生高校校长群体问题研究，高校校长群体结构现状和成长轨迹研究对改进和优化国家校长制度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高阶理论中提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经历、背景、价值观以及本人的个性影响着企业对环境的认知，进而使得做出的决策中带有着高度的个性化，也因此影响了企业的绩效。[1]校长作为院校管理者，故而他的个人特征也会影响着院校的发展。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围绕陕西67所高校校长进行展开，其中普通公办院校校长33名，民办院校校长34名。
（二）数据来源
本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及相关教育网站，在对得到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核实后得到最终的样本。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搜集核实后的陕西高校校长基本信息为基本数据库，借助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对各高校校长的履历进行分析，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和编码，并将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分类比较（见表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人口统计学特征
1. 性别
在陕西高校的现任校长中，如表2所示，仅有民办高校的校长中有9.1%的比率为女性，而陕西的“985”“211”及普通公办院校无女性校长。根据张光进和王鑫的研究发现，我国“985”高校校长皆为男性。中国所有“211”高校中女性校长仅占1.9%,[2]而美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的女性校长的比例占到了13.3%[3]。中国女性校长的比率明显低于美国高校的校长，而陕西高层次院校的校长中女性校长则更低。
造成陕西高校校长中女性所占比率低的原因包括：第一，传统的家庭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对于中国女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女性的影响往往更大，她们将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中，当面对家庭和事业冲突时，事业往往会做出让步。第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低于男性。20世纪80年代，恢复高考制度的初期阶段，男性往往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接受者，目前在任高校校长多是选拔自这一批男性之中。这样的特殊时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较低，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性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
2. 年龄
从年龄来看，陕西高校校长的年龄平均为57.29岁，其中“985”高校校长平均年龄为59岁，“211”高校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8岁，普通公办院校校长年龄为57.1岁，普通民办高校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7.41岁。总体而言，校长的年龄集中分布于55-60岁之间，而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的年龄平均为61岁，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校长占比达58％。[4]校长的年龄随着学校层次的提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在中国和美国高校校长的调查中呈现出了相似的情况。而陕西高校校长的年龄相对于美国来说相对年轻，这也表明中国高校校长年轻化的进程可以适当减缓。
3. 民族
从民族来看，陕西高校校长均属于汉族。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现任校长中94.3％的为汉族[4]，在美国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中，少数民族校长的比率占到了8.6%。
造成陕西高校校长少数民族比率低的原因有：第一，我国人口结构中，少数民族人口的基数本就偏少，这就使得我国少数民族校长比率偏低。第二，我国少数民族较多聚居在我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而陕西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因此少数民族校长也就相应偏少。第三，少数民族干部进入高校尤其是党政机关部门的机会相对于汉族而言较少，这一现象也不利于高校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也亟待改善。
4. 籍贯
陕西高校校长籍贯中有55.5%的陕西籍，学校层次和校长籍贯有着相关性。校长籍贯为就职地的在较低层次高校中所占比例较高，然则相反。陕西“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校长籍贯为陕西籍的比例相对较低，普通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陕西籍比例则相对较高，分别为51.62%和84.82%。
2016年中国校长群体特征研究发现，其中“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校长籍贯为就职地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26.3%和27.6%，而在老牌本科院校和新建本科院校中，分别有61.5%和72.9%的校长籍贯与就职地一致。[4]这与陕西高校校长的籍贯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层次高的高校校长为当地籍贯的比率较低，层次较低的高校校长为当地籍贯的比率则相对较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为高校类型不同，对于高校校长的任命权有所不同。在我国，大多数正局级校长由教育部直接任命，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在省际间调动的现象也较多，因此公办院校中非陕西籍贯的校长比率相对较高。而民办高校的校长任命权是在民间，高校有人事任命权，因此陕西籍的校长的比率也相对较高。
（二）教育背景特征
1. 最高学位层次
陕西高校校长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比平均为83.4%，且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和学校层次有着密切地联系。随着学校层次的升高，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也随之升高，其中“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公办院校和普通民办院校，普通公办院校的校长的博士比例又明显高于普通民办院校。在美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其博士校长的比例达 82.6% ，而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2]这也说明，陕西高校校长的教育层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对于普通公办和普通民办高校的校长而言，最高学位层次还亟待提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第一，高校的层次越高，对于任职校长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高校校长的学位层次也是校长任职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尤其是高层次院校，对校长的学历要求也会相应提高。第二，普通高校校长的来源更多样性。对于普通高校，特别是普通民办院校的校长有一部分是某一行业的精英。这一现象在一些高职院校中体现地尤为突出，比如在汽车职业学校中，校长则为在汽车修理方面中的专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家治校”的现状。
2. 海外学习经历
陕西高校校长海外学习经历与学校层次有明显的相关性，“985”高校校长中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占到66.7%，“211”高校校长则为50%，普通公办和普通民办高校的校长比率分别为22.3%和12.6%。根据2007年我国高校校长群体特征研究发现，我国79%的“211”大学校长有海外求学经历，“985”大学校长的海外求学经历更占到了89%。[2]陕西各个层次的高校校长具有留学经历所占的比例均低于我国相应阶段高校校长。这说明陕西高校校长的海外留学比例还有待提高。
3. 毕业院校
从毕业院校上看，陕西高校校长毕业于双一流比率为66.97%，且陕西高校校长毕业院校层次与就职学校层次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长均为“双一流”学校毕业（或国际知名高校），普通公办院校和普通民办院校则相对较低，分别为44.4%和23.5%。在我国，70%的“211”大学校长从“双一流”高校毕业，“985”大学校长则达到了90%，国际知名高校的校长均为名校毕业。陕西省的普通公办院校和普通的校长毕业院校的层次还有待提高。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第一，层次高的大学自然对于其校长的任职要求也相对较高。毕业院校的层次也是校长选拔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我国高校普遍为“教授治校”，校长的专长往往与学校的相契合。尤其是高层次院校的校长，普遍具有更高的学术造诣与成绩。第二，普通民办高校因其自身性质，有一定程度的盈利性，因此一些民办高校的校长为该校的投资人或创始人，在毕业院校方面的要求也相对降低。
4. 专业对口程度
在陕西，有89%的高校校长所学专业与任职高校一流专业相一致。其中“985”与“211”高校的校长专业对口程度达到了100%。在我国，不论是“211”大学，还是“985”大学，校长的学术专长都与任职学校的优势学科几乎是一致的，一致比例超过85%。[2]这一现象在美国也是一致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高校里的“专家治理”现象，即“科学家治理”或“工程师治理”。[5]
5. 最高学历学科门类
陕西高校中，工学类出身的校长最多，占到了48.95%，理学出身校长占到了8.5%，理工类专业毕业的校长占到了57.45%。陕西高校校长中“985”高校与“211”高校校长中工学出身更占到了66.7%和50%。这与我国高校校长群体特征基本一致，研究表明，77.7%的“211”大学校长为理工科出身，这一特点在“985”大学更为明显。而在美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校长来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率则相对较高。[2]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第一，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如今在职的校长大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首先大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加之苏联高等教育对我国的影响，在这一特定时期，我国理工科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后又在国家战略政策的引领下，理工科得到了国家极大的扶持。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企业与经济的发展的联系日渐密切，重工业的发展又把持国民经济的命脉。故而，政府在决策上很大程度地将重心放在理工科人才的培养和理工类学科的建设上。
（三）职业背景特征
1. 与就职学校关系
校长与就职学校关系包含曾求学于该校，曾从事该校的教学或行政工作以及学习且曾就职于该校。根据对陕西高校校长的履历研究发现，校长与学校的关系与就职学校的层次有明显的相关性。对于高层次院校而言（“985”、“211”），41.65%的校长与任职学校有关系，且均学习且曾就职于该校。对于普通公办院校而言，51.6%的校长与任职学校有关系，但在这些校长中，仅曾就职于该校的人数比率超过了学习且就业于该校的人数。对于民办院校而言，63.63%的校长曾就职于该校。在陕西，无论哪种层次的高校，均有一定比例的校长为学校的“近亲”。对比中国高校，全国“211”高校的校长中有一半均为该校毕业而后就职于该校，而该比例美国仅为25%，这说明中国高校“近亲繁殖”现象较为明显。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第一，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模棱两可”的规避。在中国，传统思维认为“模棱两可”是一种风险，外部调任的校长便会有这种风险。曾学习且曾就职于高校的校长对本校的情况更了解，适应工作也更快，因此传统思想认为，招聘有“校缘”的校长更有利于本校的发展。第二，校际间流动不畅。目前高校校长尤其是公办高校校长的任命程序较为复杂，且考虑因素众多，尤其是高层次高校的校长选拔条件更为严苛，由低层次院校向高层次院校流动的阻力也相对较大。
2. 工作经历
校长的工作经历可分为：仅在大学中工作、在政府和大学中工作过、在企事业单位和大学中工作过以及在大学、企事业单位、政府均工作过。陕西高校校长大多数都仅在大学中工作过，“985”高校的校长的任职经历相对于其他高校校长更为丰富，根据蓝劲松的调查显示，在美国顶尖高校的校长的工作经历更为丰富。[6]
究其原因，主要是高校校长选拔体系相对封闭。我国校长的选拔方式包括四种：内部晋升、平级调动、任命以及公开选聘。但由于高校系统的特殊性，传统观点认为从高校系统内部产生更契合高校发展的轨迹。因此，“内部晋升”与“平级调动”成为高校校长选拔的主要方式。
3. 最长任职时间
最长任职时间即为某一任校长任职的最长时间。在最长任期内，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所有公办院校中，校长的最长任期普遍不超过五年，而在民办高校中，校长的最长任期有所增加。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的当前任期平均为7年，特别是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长达22年。可以看出，中国高校特别是公办高校校长的任期普遍较短，校长的更换频率相对较高。
校长更换过于频繁产生了如下弊端：第一，阻断了学校制度与政策的连贯性。校长的管理理念影响着学校的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不同的校长管理方式不同，工作侧重点不同，政策的制定也会存在区别。频发的更换校长，纵使上一个制度没有真正落实并取得实效便迎来了新的制度，造成了制度落实的浅显化。第二，管理中的急功急利。校长的任期较短，要想让自己在任期间有所成就，很多决策偏重于短期利益，而忽视了政策产生的长期效益。
（四）成长路径特征
校长的成长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求学，二为职业。根据关键事件法，将校长在这两个阶段的关键时期的平均年龄进行罗列。因考虑到民办高校的校长成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影响其成长路径的因素较多，故而重点关注公办高校校长的成长路径。
1. 任职年龄
任职年龄是指校长就任时的年龄。对陕西省高校校长的上任年龄进行罗列，陕西高校校长的任职年龄大多数大于45岁，其中“985”高校校长的任职平均年龄为49.33岁，“211”高校校长的任职平均年龄为54.25岁，普通公办高校校长的任职平均年龄为52.88岁，普通民办高校的校长的任职平均年龄为47.41岁。公办高校校长的任职年龄大于民办高校校长的任职年龄，学校的层次越高，对于校长的任职资格也就会相应提高，校长所需的阅历也会相对增加，年龄也会相应增大。在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任现职时的年龄平均为50岁，“985”高校校长任现职时年龄平均为52.8岁。[2]
2. 公办高校校长晋升轨迹
因公办高校的行政职务与职级相对应，将其对应列为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局级、正厅局级、副部长级，将每名校长晋升到该职务时的年龄进行罗列，纵观全省平均水平。
陕西公办高校校长晋升为正科级的平均年龄为27岁，晋升为副处级的平均年龄为33.3岁，晋升为正处级的平均年龄为39岁，晋升为副厅局级的平均年龄为45.8岁，晋升为正厅局级的平均年龄为52.7岁。晋升为副部长级的平均年龄为53.3岁。根据以往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自工作开始到走上校长岗位，“985”高校的校长需要24.8年，“211”高校的校长需要22.8年。而在陕西，普通公办高校校长走上校长岗位需要25.7年，相对于我国平均水平而言，周期较长。
3. 公办高校校长的求学轨迹
将公办高校校长在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时的平均值进行罗列，并进行排列，依次得到以下求学轨迹。结合陕西高校校长的晋升轨迹图发现，大部分高校校长的博士学位是在工作后取得的，且大多数校长的博士学位是在由副处向正处晋升的过程中取得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陕西高校校长的调查研究，将其特征总结为：陕西高校校长以陕西籍汉族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为57.29岁；具有博士学位，大多为理工类学科背景，很少有海外留学经历，学术专长与学校一流专业相契合；大多数仅在大学工作过，平均校长任职时长不超过5年，以校内升迁及外校聘用为主。综上所述，应在以下方面予以提升。
1. 校长来源应更多样化
目前的校长大多为汉族陕西籍男性，他们的工作经历大多仅在学校系统中。传统的“不确定性回避”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但随着国际化脚步的加快，应不断拓宽校长的来源。研究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排名前83位的大学中，有73所大学女性比例在持续提高。[7]女性在职场中有了新的突破。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吸收少数民族精英进入高等教育行列，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此外，校长在多领域中涉猎，能够开拓视野，为高校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2. 校长培养应更专业化
目前的校长大多为理工科出身，海外阅历呈现短板，在低层次院校中，校长的学历还亟待提升。校长应有更宽广的全球视野、战略眼光，具有与多元文化沟通交流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应吸收更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背景的精英加入校长队伍中。在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海外阅历不足这一短板，将制约高等教育全面开放发展的步伐。高校校长在教育对外开放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水平上还有待提高。校长队伍中的博士比例还偏低，尤其是一些普通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中，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校长的学历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力的体现，博士学历已逐渐成为社会对校长任职的基本要求，提升校长学历水平也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保障。
3. 校长任职应更连贯化
目前校长的任期普遍较短，尤其是公办院校的校长任期往往不足五年，学校的发展需要长期目标，校长的频繁流动会使校长很难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不利于学校的长期规划。
（二）对策建议
1. 广开大学校长的来源渠道，促成校长队伍多元化发展
陕西高校校长的任命中，“内部选拔”和“校际调动”是主要的方式。这也使得选聘大多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更有一定比例的任职学校的“近亲”。但随着大学多元化和综合化的发展，大学绝非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校长作为学校规划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校长的阅历影响着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选拔可以从科研机构、研究所、实验室、教育行政部门等产生，让更多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加入到高等院校管理的队伍中。
2. 提高校长队伍的人文素养，拓宽校长的国际视野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造就一批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适应对外开放的人才”。结合陕西省高校校长的实际情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予以改进：第一，加强现任高校校长的人文素养，同时吸收更多人文社科类人才加入校长队伍，促进高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发展。第二，为在职校长提供更多地海外游学机会，同时将具有国际化视野作为校长遴选的标准之一。
3. 适当延长校长任期，促成高校可持续性发展
一流大学是在不断适应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每个阶段又是连续的。大学走向成功包含了五个阶段：初创期、适应期、转折期、机遇期和成熟期。[8]这五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目标于发展重点，但有时相互衔接，彼此影响的。校长任期过短将导致校长只关注自己任期中取得的成绩，缺乏长远打算，难以适时打造学校自身的品牌与特色。为此，应适当延长校长任期，促成高校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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